大学化学, 2021, 36(4): 2102048-0 doi: 10.3866/PKU.DXHX202102048

专题

卢嘉锡、徐光宪和《物质结构》

章慧,

Lu Jiaxi, Xu Guangxian and The Structure of Matter

Zhang Hui,

通讯作者: 章慧, 厦门大学化学系1977级本科生, Email: huizhangxd@126.com

收稿日期: 2021-02-25   接受日期: 2021-03-2  

Received: 2021-02-25   Accepted: 2021-03-2  

PDF (2458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章慧. 卢嘉锡、徐光宪和《物质结构》. 大学化学[J], 2021, 36(4): 2102048-0 doi:10.3866/PKU.DXHX202102048

Zhang Hui. Lu Jiaxi, Xu Guangxian and The Structure of Matter. University Chemistry[J], 2021, 36(4): 2102048-0 doi:10.3866/PKU.DXHX202102048

1 物质结构 一书难求

想当年,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大学生,表面上被外人看来好像是春风得意的天之骄子,实际上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们深知以往被耽误的知识缺漏太多太多,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的学习也只能弥补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更何况,经过十年浩劫的摧残,图书馆和阅览室里的书籍和期刊资料大都残缺不齐,外文的最新文献则很难看到。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极其高涨,特别是对物质结构的研读狂热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图书馆里有限的藏书根本不能满足大家对各种知识的渴望,徐光宪先生的名著《物质结构》尤其炙手可热,即使排队登记也借不到。记得有一次我随曾经一起在厦门郊区后溪公社前进大队知青农场插队的闺蜜到她的男友家拜访,她未来的公公婆婆都是化学老师,书呆子一下就被他们家满书橱的数理化参考书迷住了。回校后我马上给闺蜜写信,诉说了很馋那些参考书的心愿。当时已到厦门市一所中学任教的闺蜜,带我到那所中学的阅览室借到了心仪已久的《物质结构简明教程》(图 1)。

图1

图1   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的《物质结构简明教程》


1978年2月我们36名同学(图 2)被厦门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录取,但班级简称却是充满诱惑的“无机物构班”。尽管本科期间,物质结构和配位化学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但在大四选专业时我并没有报名成为物质结构专业学生,因为自知之明告诉我,我的数学和物理是短板。当然,班上有8名学霸级的同学入选物质结构专业学习,包括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郑兰荪同学。

图2

图2   厦门大学化学系1977级无机班全体同学合影


2 物构教学 筚路蓝缕

厦门大学化学系的物质结构教学,早已名声在外。1946年1月,卢嘉锡先生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欧美留学生涯,回到了魂萦梦绕的母校,回到了日思夜盼的亲人身边。经过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几乎不具备进行结构化学研究的实验条件。回国后,卢嘉锡只能先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学中,从1946年春天起,奔波于厦门大学大和浙江大学两校三地(包括未来得及搬迁高年级学生的厦门大学长汀校区),先后开出物理化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热力学、统计热力学、量子化学、数学晶体学、X射线晶体学等10多门课程。卢嘉锡讲课之所以备受欢迎,不仅在于他的口才和授课技巧,还因为他为我国首先带来了鲍林的价键学说和物质结构理论等一系列全新课程,以及对最新科学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融会贯通,从而使听课者耳目一新。

1957年暑假,吉林大学唐敖庆、厦门大学卢嘉锡、复旦大学吴征铠和北京大学徐光宪奉高教部委托编写物质结构教材,在青岛集中写了一个月,完成了初稿的一半,字数估计将近百万。但以后这四位老师总抽不出一个共同的时间来完成初稿的另一半,而各方面又等待着早日出版一本《物质结构》教材,因此要求徐光宪以北京大学开课6年的物质结构讲义为基础修改整理,他用了2年的时间修改完成了书稿。1959年12月,《物质结构》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其分为上、下册(图 3),再版两次,从此成为全国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通用教材。

图3

图3   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的《物质结构》上、下册


当时,卢嘉锡、唐敖庆、吴征铠三位已是全国知名的大教授,卢和唐都是在1955年40岁时当选的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人把三位的姓氏合起来,起了一个雅号“糖葫芦”。在青岛编写教材期间,有一天,卢嘉锡先生突然问徐光宪:“你为什么不姓冰?”见徐光宪不解,卢先生接着说,“你如姓冰,我们四人不就是‘冰糖葫芦’了吗?”这就是有名的“一串冰糖葫芦”的故事(图 4)。

图4

图4   1981年5月,物质结构四人组合“一串冰糖葫芦”在第四届学部委员大会上合影

右起:唐敖庆(糖)、吴征铠(葫,江浙口音“吴”和”葫”相近)、卢嘉锡(芦)、徐光宪(冰)


徐光宪先生在《继承唐敖庆先生遗志,展现当代中国化学风采》文集的“代序”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教部把物质结构纳入大学化学系本科生的课程体系,为此唐敖庆先生和卢嘉锡先生率先培养全国物质结构师资。这一正确决策使我国大学本科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没有唐先生和卢先生倡导的‘四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理论与实验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结构与性能结合)教学和科研指导思想,那么我们国家大学本科的教育水平,将落后国际水平30年,20世纪80年代派遣留学生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作为卢嘉锡先生母系厦门大学化学系的1977级学生,自然是物质结构教学的受惠者。1982年哈佛大学威廉∙多林(William von Eggers Doring,1917–2011)教授倡导发起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Chemistry Graduate Program,简称CGP,1982–1986),在12所国内重点大学选拔优秀学生。CGP中方小组成员由参与该项目大学的化学系教授组成,唐敖庆、徐光宪、刘有成、何炳林、田昭武、高鸿、查全性、林尚安等国内著名化学家都曾参与其中。厦门大学化学系1977级郑兰荪和欧阳江波表现优异,一举考取首批中美联合招收的CGP项目研究生。项目实施后,多林教授曾经对徐光宪先生称赞:“中国大学化学本科生的教学水平是世界一流的,CGP录取的学生在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都能名列前茅”。郑兰荪是第一个学成归国的CGP学生,他对中国在“物质结构与原子团簇”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领衔建设了厦门大学无机化学博士点。

精挑细选的公派CGP学生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培养的大学生,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堪称当时国内化学专业的佼佼者。由于CGP学子的优异表现,中国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术水平因此得到了北美大学化学系的普遍认可。北美大学化学系逐渐向中国学生敞开了大门,开始大量接受中国学生自费申请赴美加留学。与老学长卢嘉锡先生一样,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84级物构专业的徐云洁也是“主系化学,辅系数学”,1988年同时获得化学和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本科毕业后,徐云洁于1989年自费到加拿大留学,1993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大学获得分子光谱学博士学位,2003年开始在阿尔伯塔大学从事独立研究工作。由于在手性表征与手性识别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居世界领先地位,徐云洁教授于2018年9月当选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在老一辈化学家的精心培育下,一大批公派和自费留学生崭露头角、表现优异,留在国内的同学也不甘落后,如同徐光宪在2009年1月25日给笔者的亲笔信中的客观评价:“1977级的学生都是渴望求学的好学生,现在已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青黄接班的学术带头人”。

国内化学教学水平在十年动乱后能迅速恢复并维持于较高水平,得益于“一串冰糖葫芦”前辈们的高瞻远瞩,筚路蓝缕地为中国化学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让我们撷取中国结构化学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节点,缅怀老一辈化学家为结构化学科教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1946–1948年,卢嘉锡分别在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化学和量子化学导论等课程。

1950年,卢嘉锡在国内高校中首先创办了以物质结构为主的化学研究所,当年招收了郑作光、胡玉才两名研究生。

1950–1952年,唐敖庆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讲授量子化学、物质结构等课程。

1951年,徐光宪在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个研究生方国光,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

1952年9月,徐光宪开始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讲授物质结构课程。

1953年夏,受高教部委托,卢嘉锡、唐敖庆在青岛主持物质结构讲习班并担任主讲,徐光宪、吴征铠等也参与授课。

1953–1966年,唐敖庆先后指导过物质结构、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方面的20多名研究生。

1954年7–9月,第二期物质结构讲习班在北京大学举办,卢嘉锡、唐敖庆、徐光宪和吴征铠一起担任主讲。

1957年夏,卢嘉锡、唐敖庆、徐光宪和吴征铠在青岛一起编写《物质结构》教材。

1959年12月,徐光宪的著作《物质结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960年2月,卢嘉锡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中科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

1961年7月,徐光宪所著《物质结构》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分为上、下册出版,再版两次。

1963年8月,高教部委托唐敖庆在吉林大学举办为期两年的“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

1965年6月,徐光宪等编著的《物质结构简明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966年2月,卢嘉锡、黄耀曾、曾广植、陈元柱等翻译的鲍林名著《化学键的本质》正式出版。

1978年10月,唐敖庆组织教学团队在吉林大学为200多名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承办为期两年的“量子化学研修班”。

1978年,刘若庄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化学研究室。

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刘若庄开设“量子化学基础计算讲习班”和“物质结构助教进修班”。

1987年10月,徐光宪编著的《物质结构》修订版(第2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8年1月,徐光宪所著《物质结构》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是迄今为止化学学科教材唯一的特等奖。

3 物构配化 一脉相承

我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和无机化学课程中均取得优秀的成绩,但从第二学期开始,由于之前的知识缺漏和某种倦怠感,我开始表现出不适应,学习成绩起起伏伏,大二阶段是四年学习中的低谷,连我自己也非常不满意。第三学年迎来了被文革前厦门大学化学系学生称为鬼门关的物理化学和物质结构课程,对我来说却是转机,我不但延续了大二下学期的有机化学课程优秀的成绩,而且在几门主科中都表现不俗,其中物质结构获取了92分,这个势头一直保持到四年级的三门专业课,包括配位化学和毕业论文均全优,以及后来的在职研究生课程(量子化学、谱学和配位化学选读等)学习的优良成绩。为胜任留校后的无机化学和配位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我把后来在学业上的急起直追归功于当时有《物质结构简明教程》这本“私家书”在手,有如神助。

徐光宪先生曾经在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物质结构》第二版的书序中自我检讨:“1964年审定的教学大纲,过分强调‘少而精’,因而1965年编写的《简明教程》对字数压缩又压缩,而许多内容又舍不得放弃,所以写成‘压缩饼干’式的教材。实践证明,这样的教材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不方便的”。我则认为,《物质结构简明教程》这本书对于大三的我,一位数理基础比较薄弱的上山下乡知青而言,是一本正合适的好教材,它犹如沙漠中的清澈甘泉,不仅叙述简明扼要、易学易懂,而且还介绍了学习方法,我后来在配位化学教学中一直用着这本书中的一些知识点。时隔40年,当我回味这部受益无穷的教材时,心中充满了感激,对徐光宪先生的渊博学识也就更加膜拜了。

1989年徐光宪先生在“编著《物质结构》教材的一些体会”一文中提及:“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版时注意反映了当时化学键理论的最新成就,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其中许多章节都已是明日黄花,到了必须重写的时候了”。他还说,一本好的教材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秘诀只有一条,就是“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使读者有“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和“在读完这本书和做完每章的习题后,不知不觉地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能够分析和解决遇到的问题”的收获以及达到“易学、易懂、易教”的要求。

一句话打到心底,使得我的求知欲一万万分满足。我终于明白,在大三学习转折点的豁然开朗,就在于我读懂了徐光宪先生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编写出的好教材。而作为多年从事配位化学教学的主讲教师,我对徐光宪先生的编书体会亦深有同感,这种“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的指导思想也深深嵌入我平时的教学和后来编写《配位化学——原理与应用》教材的思维中。总之,徐光宪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他作为学术大家所传播的方方面面的知识结构,对我个人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而更神奇的影响还体现在下面的几个小故事中。

大四上学期,我开始接触徐云洁的父亲徐志固先生主讲的配位化学,这是一门新课。后来成为我毕业论文和研究生导师的徐志固教授,1953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55年9月–1959年3月被选派为留苏研究生,在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大学化学系获化学副博士学位。他曾在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与徐光宪先生共事。因此,徐老师自称是卢嘉锡、蔡启瑞、徐光宪、张乾二等大师的学生。留苏回国以后,徐志固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从事原子能化学、配位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在给我们1977级同学上课编写的讲义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现代配位化学》(蔡启瑞、张乾二主审,1987年12月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全书75.7万字)被化工出版社评为优秀科技图书,并被选为1989年10月西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送展图书。

在大三下学期潜心钻研物质结构和群论的学习基础上,我很快就迷上了大四的配位化学,迅速接轨,成天泡在徐老师家里求教一大堆问题(徐云洁语)。徐老师一开始就灌输给我们的“结构为纲”的学习思想,来自于他的老师卢先生和蔡先生,甚至可以追溯至国际化学界大师鲍林先生。跟大二阶段使出洪荒之力学习分析化学很不一样,在我看来,络合物的三维立体结构、晶体场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电子跃迁和反应机理研究,是多么地美妙。显然,这时候,《物质结构简明教程》的知识就不够用了,毕竟中国的科教事业与世隔绝了太久,徐光宪先生所说的“明日黄花”并不是空穴来风。

这年暑假,徐志固老师为我开出毕业论文书单,我在上海福州路外文书店买到了影印版的Purcell K. F.和Kotz J. C.所著《Inorganic Chemistry》,由此开启了我的科学研究生涯。这本1977年出版的大部头原版书相当给力,迄今仍在我的书橱里占据重要位置。

说起我的毕业论文选题,徐老师与我商量:“我预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陶布教授可能很快会拿到诺贝尔化学奖,我们来研究一下他开创的络合物电子转移反应,如何?”我觉得这一选题很有挑战性,于是,标题为“分子轨道理论在金属络合物电子传递反应机理中应用的初步探讨”的毕业论文工作在1981年12月完成,答辩成绩优秀。为毕业论文设计的实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做得很简陋,理论部分整理后,发表于1984年12月的化学通报。而陶布果然在1983年由于金属络合物电子转移机理的研究成就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我因此对导师的学术敏锐性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学毕业以后,我跟在徐志固老师身边做了几届大四配位化学专门化课程的助教,也从事一年级本科无机化学的教学和实验教学工作,徐云洁就是我的学生之一(我是她的班主任)。群论在化学中的应用,更是我在助教生涯中备尝艰苦、努力攻克的目标。我每年给学生讲配位化学课的绪论部分,总是要提出如下观点:作为基础研究,络合物结构和性质研究始终处于重要地位,“The more precisely and profoundly we can describe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s of compounds, the more fully and reliably we can predict their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All chemists should therefore learn as much about molecular quantum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as their time and talents permit.”(引自Cotton & Wilkinson,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5th Ed.)。从结构化学的角度理解配位化学,很多难题可以迎刃而解。而在课程中关于配位化学知识的介绍,开宗明义的就是徐光宪先生在《物质结构》一书中对络合物提出的高度概括的简洁定义。

4 毛估教导 铭刻在心

我从小在厦门大学校园长大。稍稍懂事的时候,卢嘉锡先生就携全家到福州开创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去了,我们家后来搬进卢家腾出的敬贤楼宿舍,一直住到文革。卢先生高超的教学和行政能力,卓越的口才,都是从长辈和化学系老师那里听说。1989年,厦门大学数理系1949届学长林宜禧曾在毕业40周年纪念册上写道:“韶光如流,午夜梦,犹闻嘉锡师呼问热力学之问题,惊怯而醒。卢师之问,我十有九答不出,如改问昭武兄,当不会失望”。想必林学长当年聆听卢师授课,且有昭武学霸为同学,收获颇丰。自叹予生也晚,如果我当卢师学生,会不会十有十答不出,做梦都被惊醒?

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厦门大学七十周年校庆,请来卢嘉锡先生重返母校,他在校庆纪念大会次日(4月7日)的科学讨论会(图 5)上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涉及他多年来在教学、科研和学术领导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曾经担任中科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卢先生从恩师张资珙教授提倡的C3H3[Clear Head (清醒的头脑) + Clever Hands (灵巧的双手) + Clean Habits (洁静的习惯)]“化学家品格式”谈起,说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核武器和卫星遥感地面站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等,海阔天空、淋漓酣畅。传说中的雄辩口才、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对于从教近十年,刚刚有一点科研起步的我,震撼极大。作为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坐在大礼堂人头攒动的听众当中,第一次听到,可以用这么浅显的话,说出一个醍醐灌顶的大道理——“毛估比不估好”:科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不能“预言”自己的研究结果;但茫无目标地“寻寻觅觅”也是科学工作者的大忌。进行科学研究时,我一向比较重视对最终结果的预测,以便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研究方向。我习惯于把这种预测叫做“毛估”,而且时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在鲍林教授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以后,我深深地领悟到,具有定性意义的毛估方法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不错,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发明往往是要经过“定量”过程,即通过大量精确的实验和计算之后才能完成;但在立题研究的初期,研究者特别是学术带头人如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目标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假说或设想),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甚或南辕北辙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图5

图5   在厦门大学校庆70周年科学讨论会上,卢嘉锡先生展示卫星遥感图像,会场人头攒动


如果说,我从徐光宪先生编著的《物质结构》悟到了学习方法;那么,通过这次卢师在大礼堂上的大课,我领会了科研的真谛。在我后来的小小课题组进行独立工作时,我不知不觉地一直在应用“毛估”方法指导科研,并传给我的学生。

时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理事长的周绍民先生,曾经是卢先生的助教,他为我们保留了卢先生手书的这次精彩演讲的提纲(图 6)。

图6

图6   在厦门大学校庆70周年科学讨论会上卢嘉锡先生的演讲提纲


5 编著教材 拜见大师

前已述及,自1981年恩师徐志固引我入配位化学之门以来,我始终工作于配位化学及其相关研究和教学领域。1997年留英归国后,我先后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配位化学、中级无机化学、配位化学选读,以及与配位化学密切相关的综合化学实验等理论和实验课程。虽然苦于配位化学方面教科书的匮乏,但深知自己功底尚浅,我未敢萌生编写教材的念头。直到2004年4月在长沙参加中国化学会第24届年会时,我遇见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和数所高校讲授配位化学课程的同仁们,才发现大家都迫切需要一部合适的教材,以满足当前配位化学的教学需要。在同仁们的鼓励下,编写教材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真地要接受大家的嘱托、编写这么一部重要的化学学科基础教材,我依然难以下定决心。当徐志固老师得悉我的顾虑后,他激励我“一辈子要做成一件有益的事情”!

2008年,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编辑何曙霓老师和宋林青博士、主审福州大学陈耐生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督促下,我耗时四年,终于完成了编著《配位化学——原理与应用》教材的工作。在书稿杀青之际,宋林青建议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写书序,我马上想到了徐光宪先生。可是,以我的资历,与徐光宪先生相隔千万重山,即使有幸在开会中见到,也只能远远地仰望。我要如何才能找到他?

在百忙之中参加《配位化学——原理与应用》其中一节撰写的北京大学严纯华教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还未等我开口,他就说,咱们请徐先生来为书写序吧。

大喜过望之余,我对书稿的写作水平能否达到老院士的高标准严要求,忐忑不安。但这一关总是要过的:徐光宪先生仔细审阅了我写的三大本书稿(大约有一百万字),要去了我的简历,几天后欣然答应写书序,并约我在2008年3月31日下午去他在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的家中拜访。

那是一个春风拂面的下午,严老师领我如约来到徐先生府上,我居然没有粉丝见到偶像的激动心情,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朴素整洁的客厅,有点塌陷的沙发,熟悉的江浙口音,笑眯眯的老院士,一见如故的亲切交谈。谈到有趣之处,先生开怀大笑,时而又沉稳如山(图 7)。

图7

图7   2008年3月31日笔者在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院士楼拜见徐光宪先生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我们尽情畅聊,说了很多很多话,主要讨论了我的书稿(图 7右先生手上拿着其中两本),当中穿插对科研和教学的经验交流,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还涉及了学术界关于络合物命名的一场“官司”(图 7左我们手上拿着相关资料)。大家都知道当年徐先生携夫人高小霞放弃在美国继续工作和求学的好机会,毅然回归报效祖国的壮举。但因为唐敖庆先生文革期间在吉林大学被人诬陷是美国派遣的特务,也殃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徐光宪,徐光宪的学生也受到牵连和迫害。在一次批斗会上,徐光宪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保证自己百分之百不是特务,也保证他们不是特务”。他的“顽固不化”保护了一批学生,却给自己带来了危险——整整半年,他被关在北大一隅的一个小房间里,常常被提去问话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床接受劳动改造,身心倍受摧残,解除“牛棚”隔离后还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去放牛。老人说起这段经历时,神色淡定,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接下来他话风一转,说起在大跃进时期,放射性元素分离实验做出了一个“好”数据,就要敲锣打鼓地去报喜,作为项目负责人,他顶着被撤职的压力坚持进行重复实验,后来的实验结果却证明那个数据是不靠谱的,我们一起笑起来:“那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

在一旁陪伴、帮忙照相的严老师还分享了当年他们师徒俩一起参加入党宣誓的庄严时刻。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了告辞的时间,徐先生把我们一直送到电梯口,还赠送给我他的大作《21世纪的配位化学是处于现代化学中心地位的二级学科》单行本,提及他女儿徐佳在电化学领域的科研成就。

言谈中,严纯华老师提醒徐先生要为书序签名,于是他走进书房,拍下了这张照片(图 8)。我惟一的一次上门拜见徐光宪先生,留下了一组与他亲切交谈的照片。更为珍贵的是,这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科学战略大家,在书序中写道:“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配位化学处于学科交叉的立交桥的地位,是当代化学极其活跃的研究前沿”。

图8

图8   徐光宪先生在家中书房为《配位化学》书序签名


“学科交叉的立交桥”,我仔细琢磨着老院士对配位化学的精准定位,感慨万千:为了服从国家需要,从1955年开始,他四次改变科研方向,先是从量子化学到络合物化学,再转入核燃料萃取方向,接着是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方向,在诸多研究领域均取得创新成果,这得益于他在化工、量子化学等领域的扎实基础。而立交桥一说,是他辗转四个方向后作出的精辟总结。徐光宪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初返回祖国的那一批科学家之一,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功底深厚,服从国家需要而改行,干一行精一行。他们把研究方向多变的困难转化为在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绩的契机。而实现这种转换,没有独特的视角、对前沿问题的宏观把握以及顽强的进取精神,是无法做到的。

自1982年2月留校以来,我从事配位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了26年的配位化学作业,终于写成了一本教材,给期盼我们快快成长的老先生交上了一份答卷。这一日,徐光宪先生明确指出的“配位化学处于学科交叉的立交桥的地位”,成为我之后教学和科研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