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酒作为人类食谱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不仅具有饮食属性，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能看到酒器成组随葬，包括温酒用的鬶，注酒用的盉，储酒用的背壶、瓶、尊、壶，饮酒用的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2]，器型多样且系统成熟，已经具备了后世礼制器用组合的雏形。酒器常用于宴饮、祭祀以及随葬中，和礼制息息相关。考古陶器中酒类残留物的分析，对于研究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礼制制度、酒类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各地区不同的酿酒传统有重要意义。然而，一直以来，中国考古学对于考古陶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类型学研究，对陶器功能的研究略显不足且不够深入。用化学方法研究分析酒类残留物，可以为探索古代陶器的具体功能提供直接性证据，对于推进考古学上陶器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是化学与考古成功结合的实例。
目前，酒类残留物的测定主要有三种方法：生物标记物检测、植物微体化石分析以及DNA分析。生物标记物检测方法是通过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红外光谱、质谱等手段，检测考古样品中残留的酒类生物标记物，如草酸、酒石酸、乳酸等小分子有机酸及其盐，来推测当时考古样品中是否盛放过酒类。植物微体化石分析包括孢粉分析、淀粉粒分析、植硅体分析等，主要是利用酿造谷芽酒的实验建立对比标本库，并通过显微镜观察淀粉粒在酿酒过程中的损伤，来推测考古样品是否具有盛酒的作用。DNA分析是提取考古样品残留的能够反映酒类特征的物质的DNA后进行PCR (聚合酶链反应)扩增，与其现代样品进行对比测序，以证明样品是否曾用于酿酒。与植物微体化石分析和DNA分析方法相比，生物标记物检测方法是检测酒类残留物较为常用的方法，其可应用的手段多样、操作简便、样品来源广。本实验主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分离进行生物标记物检测，其原理是利用试样中各组分与固定相间的吸附力差异，使试样进入色谱柱后，随着流动相的流动，各组分以不同的速度移动，经过一定的柱长后相互分离，以特定的顺序和保留时间依次离开色谱柱进入检测器，分别形成色谱峰。该法具有简便快捷、分辨率高、分析速度快、重复性好以及精确度高等优点。
将液相色谱应用于考古学领域进行酒类残留物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且成果较多，如Patrick McGovern等[3]早在1993年就研究了底比斯的纳赫特古墓的葡萄酒和啤酒遗存；Kerlijne Romanus等[4]在2009年对土耳其萨格拉斯的安瓿瓶进行了研究；Hans Barnard等[5]在2011年研究了亚美尼亚东南部一个洞穴遗址中的葡萄酒遗存；Patrick McGovern等[6]在2016年找到了南高加索格鲁吉亚新石器时代发酵葡萄酒的证据。国内近年来也逐渐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如2005年，McGovern、方辉等[7]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陶器内酒残留物进行液相色谱分析，得到陶器曾经盛装混合型酒的结论。总之，高效液相色谱应用于陶器残留物分析已有较多的成功事例，但是对于中国庞大的遗址数量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仍有极大的进步发展空间。
本实验以考古陶器为背景，结合分析化学中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利用模拟的考古陶片探究酒类残留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同时结合海岱地区的重要遗址——焦家遗址的实际随葬陶片，分析大汶口时期(距今约6100–4600年)酒器的使用情况。通过考古学与化学两学科的交叉融合，加深化学实验手段在考古学中应用的理解，增强学生利用化学实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实验部分
2.1 实验原理
陶器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质多孔材料，其孔隙可吸附水或有机小分子，其吸水率一般大于5%，高者可达20%。因此，经过人们长期的使用，陶器内部能够留存其长期接触的分子，通过对这些分子进行相关检测，可以获知陶器的可能用途。
本次实验将以葡萄酒、啤酒、苹果酒、山楂酒为例，检测其中的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乳酸和草酸含量。
2.2 试剂或材料
体积比2 : 1的二氯甲烷/甲醇溶液，85%磷酸(分析纯)，甲醇(色谱纯)，二氯甲烷(分析纯)，纯净水。长城干红葡萄酒，崂山啤酒，红苹果露酒，通明山山楂酒。市用陶器，焦家遗址出土陶片(泥质灰陶杯腹片、泥质红陶鬶腹片，图 1)。
图1
2.3 仪器和表征方法
电热鼓风干燥箱(DHG-9076A，上海一恒)，数控超声波清洗器(KQ2200DB，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台式高速离心机(TG16，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AR522CN，奥豪斯(常州)有限公司)，高效液相色谱仪(1220 Infinity II，安捷伦)，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SHB-III，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旋转蒸发器(RE-52AA，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HPLC表征方法：安捷伦Polaris 180Å C18-A柱(4.6 mm × 250 mm，5 µm)；检测器：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210 nm；色谱柱温度：40 ℃；进样量：1.0 μL；流动相：0.1%磷酸水溶液，流量1 mL∙min−1。
2.4 实验步骤/方法
2.4.1 陶片样品的制作
将购置的陶器用干净的铁锤于纸盒中锤成碎块，制作陶片样品，样品颗粒直径约为1 cm，分别将其浸泡至待分析的四类酒中24小时(图 2)。
图2
2.4.2 有机酸的提取
用镊子夹取浸泡好的陶片样品于吸水纸上，按压吸水，再将其放入干净的烧杯中，用去离子水冲洗，去除表面残留酒液，最后将陶片置于烘箱中100 ℃烘干。
将干燥后的样品用铁锤锤碎，再用研钵研成粉末。称取3.0 g样品转入100 mL锥形瓶中，加入45 mL 2 : 1二氯甲烷/甲醇溶液，盖上空心塞，间歇超声60 min。此后，抽滤，滤液转入15 mL离心管中，在8000 r∙min−1下离心20 min。将离心后的上清液转入50 mL圆底烧瓶中，于旋转蒸发仪中浓缩至2 mL左右，静置，待用。
2.4.3 HPLC分析
在HPLC分析时，先对有机酸标准样进行分析，通过摸索条件，确定基本的HPLC分析参数。此后，分别对苹果酸、酒石酸、柠檬酸、乳酸、草酸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检测。
标准曲线的绘制：首先准确称量各标准样品100.0 mg，于250 mL容量瓶中配制成400.0 mg∙L−1标准母液；移取1、2、5、10、20 mL标准溶液于50 mL容量瓶中配制成8.00、16.00、40.00、80.00、160.0 mg∙L−1不同浓度的标准样品；进行HPLC分析，建立样品浓度与峰面积的相互关系曲线。
对经过处理的四个陶片样品进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分别得到模拟考古样品中酒类残留的有机酸含量。用同样方法分析考古发掘出土的泥质灰陶杯腹片、泥质红陶鬶腹片样品。
3 结果与讨论
图3
表2 不同酸的标准曲线S
| 特征酸 | 标准曲线(Y：浓度，单位mg∙L−1，X：峰面积) | 相关系数 |
| 草酸 | Y = 1.1274X − 1.5320 | 0.9995 |
| 酒石酸 | Y = 10.1177X +1.0616 | 0.9969 |
| 苹果酸 | Y = 21.6732X + 1.3709 | 0.9993 |
| 乳酸 | Y = 36.1868X + 0.1547 | 0.9998 |
| 柠檬酸 | Y = 15.5690X − 1.3057 | 0.9997 |
图4
表3 陶片样品中四类酒提取物的特征酸含量
| 酒的种类 | 草酸含量/(mg·L−1) | 酒石酸含量/(mg·L−1) |
| 葡萄酒 | 36.42 | 205.0 |
| 啤酒 | 76.95 | / |
| 山楂酒 | 21.39 | / |
| 苹果酒 | 6.828 | / |
图5
章丘焦家遗址是海岱地区的重要遗址，时间上从大汶口时期(距今约6100–4600年)延续至汉代，主要遗存集中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000–4600年)，是海岱地区礼制系统初具雏形、社会复杂化进程不断推进等关键演变的集中代表，是中国史前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我们发现焦家遗址部分陶器中含有明显的酒类残留物，这一结果对推断大汶口时期酒器的分类、酿酒传统、植物分布、社会演进状况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本实验以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出土材料——陶器为背景，结合考古背景与分析化学中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介绍了酒类残留物分析这一前沿课题，体现了考古学与化学两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本实验对陶片中酒类残留的分析，学生可熟悉样品的提取和液相色谱检测方法，增强对实际化学问题的提炼与解决能力，并对考古化学这一交叉学科形成初步认识。
该实验需提前准备所需的陶片样品，完成有机酸的分离提纯、HPLC分析及数据处理等实验操作，并结合考古学背景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实验过程中，首先需要借助有机酸标准样品分别确定不同有机酸的保留时间并绘制其标准曲线，而后进行模拟考古陶片中酒类残留的有机酸分析，验证不同有机酸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为进一步讨论此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可结合考古发掘的随葬陶片，进行陶片中有机酸残留的高相液相色谱分析，将色谱分析结果与陶片的考古背景相结合，综合考虑植物资源分布及考古学文化交流等信息，以得到陶片使用的最合理阐释。
参考文献
DOI:10.1016/j.jas.2008.11.024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jas.2010.11.012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microc.2016.07.006
DOI:10.1016/j.jas.2020.105256 [本文引用: 2]
